1935年5月12日,长征中的党中央在会理城郊铁厂村举行入川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回顾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突围成败得失,纠正红军指挥员中存在的混乱思想情绪,确定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
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盛赞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指责和他要求“换帅”的信进行了批评。会议通过争论,形成了一致意见。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决定立即北进,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建立根据地。
会理会议本身即具有极大贡献,如果再从伟大历史转折的视角观察,它的地位将更加凸显。其重大意义可概括为“北进奠基石”、“共识凝聚地”、“转折闭幕式”。
“北进奠基石”
会理会议作出了“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的战略决策,这是红军长征途中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过金沙江之前红军的转移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就一路朝北了。
后来毛泽东同志总结长征的时候说,“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北进方针提出,从此把红军的战略转移从危难中的退却变成了力挽狂澜的进军,不仅主导了红军长征的后半程,而且对后来整个中国革命的局势都有重大的影响。
北进方针是会理会议最重大的贡献之一。会理会议的首要成果,我们称为“北进奠基石”。
“共识凝聚地”
会理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首次统一党内和红军高层思想认识的会议。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纠正了错误思想,巩固了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经过会理会议开展的党内批评并及时传达到广大官兵,各种错误思想和不满情绪得到了有效的克服,甚至包括遵义会议上原有的争论也在会理基本平息。这就大大巩固了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二是坚持了“党指挥枪”,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准备了条件。会理会议对林彪以部队将领的身份要求更换最高统帅的非组织错误言行,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通过严肃的思想斗争,达到了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目的。
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危急形势下,会理会议的积极成果就体现出来了,不管是率先北进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是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都对张国焘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就连遵义会议的反对者李德、博古、凯丰等也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会理会议解决了内部纷争,坚持了“党指挥枪”,“对此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全党全军团结一致,胜利完成长征的历史任务,起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转折闭幕式”
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构成,最后在会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成果的进一步确认。这为在实践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仲泉指出:“实现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8个主要会议。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最终巩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
现实启示——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是我们的党走向胜利的关键
伟大转折之前,党在曲折中艰难探索;自从1935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新的征途中,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更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才能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的主心骨,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供稿:中共会理市委党校)